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434节（第2 / 5页）

但周秋萍不愿意。

既然要搞合资,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，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, 该多少是多少, 谁也别占谁便宜。

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,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。

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，想要推诿：“我们没啥账本，账就在我们心里。”

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：“那正好,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，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。你当国家傻？国家比谁都精,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。”

中国的情况是，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，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，比如融资，本应该是个人权利。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、自然的权利，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，追求幸福的自由。政府的好多管制、好多政策，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，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，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，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。这种情况下，腐败其实就是赎买。

比如说我要做生意，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，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，但你不让我做，那只好我给你点钱，换回这个权利。这里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，而是权力的错位。就此而言，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。

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，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，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，维护秩序，维护和平，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。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，更是反道德的，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。

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，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？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，所以同时创造价值，带来了经济增长。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，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。现在呢，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，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、公共工程中的腐败、司法不公、买官卖官等等。

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

“谁要占它便宜呀,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。”

双方拉锯战了半天,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,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。

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。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，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。

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，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。

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,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，甚至夸张点儿讲，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。

因为一件事开了头,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。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, 纷纷要求搞合资。

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，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,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。当然不是10万美金,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？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，他们都能想办法凑。

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，他们可以拿货赊账，不要货款，直接拖走。

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，这些以狡暇而著称,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, 不惜血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