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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着一扇门，我终于重新开始大口呼吸。

张明生说：“把门打开。”

我依旧握着棒球棒，只是空出了另一只手，笨拙地，发抖地，拧开了门内的锁。

刚拉开一道门缝，一道白色的光就钻了进来，在我脸上扫了一下，又投向卧室更远的深处。

我猜应该是阿山，只有他会这么鲁莽，他站在张明生身侧，拿手电筒往里照。

门外的细碎声音再次消失，死一样的静寂像壮阔却也使人溺亡的海洋一般折磨着我的大脑。不能预测的下一秒使我痛苦，使我软弱。

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像一只蚂蚁，在无序洪流般的生活里，奋力挣扎，希望能在沧海中寻一浮木，或者渴望海底能生出一棵巨树。金钱、爱情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，不管人信奉什么，似乎只要有所倚仗，一生就能稳固。我也不能免俗。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，既然被人抛弃，无人需要我，那我就奔赴他人的需求，从中获得满足感。

我二十五岁之前的倚仗，是我第一天当警察时宣下的誓言。现在它们已经荡然无存。

我还拥有什么呢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声音打破死寂。有人在呼唤我。

张明生用手压下他的灯筒，对他说：“应该在浴室，去把他们抱走。”

我没有出声。张明生一下子就猜到了小孩藏在哪里。他能猜到，和他一样的变态，也一定能猜到。虽说地方有限，一下子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，但我还是感到后怕。

他喊道：“阿余。”

我的身体已疲惫僵硬到麻木，下意识地，我抬头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我知道是他。

来人是张明生。

我死也不会忘记的人，我在梦中也不会忘记的嗓音，我曾经深深惧怕的脚步。

作为一个警察，我深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如何形成，又是如何摧残一个人的思想。但当我这一次紧握武器，精神紧绷地蛰伏在黑暗里时，听见张明生的声音，我竟觉得得救。